我被冻醒了,醒来在四面楚歌的东风楼上

  维夏历癸亥年十月十三日,哀子国璋远具泰康龙江之陈酿佳肴与菸叶,致祭于亡母之墓前,临风泣涕,而悼之以文曰:
  委托完这件有把握的事,我们心里轻松了许多。第二天,竺青休息,连月来这是她惟一有时间陪我的一天。因为是星期六,护士朋友也不用上班,她早早地就来给我输液。我坐在大案子旁边,扎上吊针之后,朋友就走了。竺青守着我,给我剥桔子。我平时是不吃水果的,这时候却很有耐心地吃着她一瓣瓣递过来的桔牙儿。我们都在体验着惜别,体验着曾经有过又将失去的恩爱。双方心里都有一些话,但谁也不愿触动主题,现在不是对话的时候。她看我呆坐着无聊,就找来一盘流行歌曲的光盘,打开VCD,让我解闷儿。“里边有两首歌让我哭了,你听听吧!”她说。“哪两首?”我问。“你自己感觉吧!”她按了启动键。
  魏泽民是蒙古族,我们入学就给我们当班主任,经常这样教导我们:“你们来就是为学习而来,别把心思用到别处。好好学,将来考研究生,认认真真做学问,别像我似的弄个小助教,跑跑颠颠的,有啥意思!”
  温馨和谐的家庭让人羡慕、让人心动。姑夫曾经跟我说过:“父不忧心因子孝,家无烦恼为妻贤。你三姑是贤妻良母啊!过去穿衣服都是手工缝的,你三姑有一手好针线。我在棉纺厂上班,人们都夸我衣服好。她常说男人朝外走一走,身盯女人两只手,就是说,男人穿着体面整洁,人家一看就知道他老婆好,勤快。这么多年,与婆婆、哥嫂、弟媳住在一个院子里,从来也没吵过嘴,红过脸。你三姑心眼好,心太善,就连你后奶奶得癌症都是你三姑伺候的……”
  文人的笔会生花,就像你送我的那幅画一样,实际的我,并没有你笔下的“我”那样好,实在是愧受了。你一定要写,就概略地涂写几笔吧。我信里说的这些,你却没有必要写,仅供你了解我,后面的一大堆你没法写。
  文史馆馆长孔君,是旧人员,民主党派,山东人,解放前在燕京大学学文学,喜好诗词古文,据说还写过剧本长篇。解放后在文化局当过副局长。因政治旧账坐过监狱,这倒让他躲过了“文革”揪斗的灾难。孔君为开展文史研究工作,礼贤下士,走访名流,组织起一支书画研究员队伍,又着手创建旨在创研旧体诗词的穹庐诗社,他是会长。通过他,我又认识了孙君,并在业余又多出个行当某气功杂志副主编。我从段落删节、换标题、标字号字体、划版,一直到四封设计、题图尾花都能包揽,是个难得的专业技工,就这样,办刊生涯开始了。竺青在我身边,有许多她能做的事我都推给了她。她渐渐学会了数字、划版、配图,减轻我不少担子。几期之后版权页上就出现了美编竺青的名字,她和我一样,是在这家双月刊杂志按月领工资的人了。这一来,竺青可以向家里声称她在杂志社有了工作,忙时不回家就成了情理所然。
  蚊子咬了她三个大包。我心疼地替她抚摸着,揉着,她却说:“这我也愿意呀,蚊子要咬,不是咬你就是咬我,已经咬了我,就不会再咬你了。我真是太爱你了,我都弄不清因为什么?”陷入情网的少女叹息说。
  问起刘七三,说死了。问起三闺女,说嫁了,嫁到外地了,外地是多远的地方,不知道。
  我“兴致勃勃”地拜托佟所长成全我的事,像是搬门子改年龄完成早婚似的,一听人家说“我包了”,竟至喜出望外,谁尝过这是什么滋味呢?
  我把行李搬到西三楼大展览室,企图在那里过夜。西三楼是住校生宿舍,晚上怕大屋里冷,我就到刘君的寝室里住了一夜。
  我爸爸先前也会点痦子。会相面会算卦的人,点痦子小菜一碟。“盯会儿”是什么意思呢?我这才明白,就是借您的摊位用您的药水器械做两个活儿,孩子的电影票钱不就结了。我真佩服爸爸的机敏,也知道了爸爸兜里的实力。
  我搬回五柳堂在母爱的慰藉中过了半年,农历十月十三日母亲去世,享年六十三岁。
  我搬着行李来到这个学院时,已过了花季,根本找不到“致新学友函”中所描绘的丁香桃杏,所有树木一律顶着沉甸甸的墨绿,在飒飒金风中肃立着庄重与虔诚。正对校门的是灰白色的三层文史楼,这里有我们汉本一的教室和阶梯式共同课教室。穿过一片桃林,是第一座学生宿舍楼女生宿舍,门前晾衣的铁丝上挂着男生不宜瞩目的各色衣衫,即使都很朴实并无当今的奇异与绚艳,但一眼便知为异类。再过去,是第二学生宿舍,仍是一座二层旧楼。楼下是女生宿舍,走廊上可以看见披着湿漉漉头发端着脸盆从水房里走回寝室的女生。在校的五年中,我从来没有去女生宿舍。美丽的女高中生十之有九落榜了,能考上大学的女生十之有九是为衣食计别无选择的精神贵族,这一点从逻辑推理上就可以判断。再说,一个女人独处时,她的女人味可以构成某种心理和生理的诱惑,而八个女人挤在一间小屋里,就无魅力可言了。谁知道她们床下的脸盆里或者门后放着挂着些什么,万一她们在宿舍里洗什么地方,就更加有碍观瞻了。所以我总是匆匆而过,从不稍留,更不造访。我的宿舍就在这座楼的二层西走廊上,四个上下铺,住八个人。下铺已被早到的同学占领了。我把行李扔到了靠窗口的上铺,用心地安置了一番,一个小天地便出现了。我试着躺下体会了一会儿,心里很踏实。无论如何,我有了一个靠劳心为业的铁饭碗了。
  我办公兼居住的小楼的主体内容把编辑工作挤到似有若无的位置。几个编辑例行公事,一到白天,小楼固有的内容出场点名了。形形色色与杂志无关的人物走动开来:司机、零星房客、服务员以及服务员的腻友,给寂楼带来了生气。
  我被簇拥在“花堆”里,听她们笑闹。那些小女子们珠翠绮纨,云髻霞帔,华服炫丽,香气扑人,个个都窈窕秀丽,风致嫣然,一个比一个漂亮。说实话,在这里竺青算不得出众,但看得出来,她的性格魅力是大家公认的。她是《聊斋》里所描绘的那种“无繁言,无响笑,与有所谈但俯首微哂,每骈肩坐,喜斜倚人”的那种温和型淑女。为了劝酒,那帮丫头亮出了各自的才艺,我因此见识了洞箫排箫、钟罄竽瑟,听她们唱了《九歌》、《霓裳羽衣》直至《阳关三叠》、《章台柳》。酒至半酣,一个叫娇娜的姑娘别出心裁,让我见识一下她们的击鼓传花酒令。她把长袖外衣一脱,裹胸的坎肩便把两条玉臂露了出来,她在鼓上敲了只一下,几上的那瓶花里的一个花骨朵的须子就被震掉了,花蕾展开,化作一只蝴蝶,居然飞了过来,落到竺青头上。大家一哄而起,喊道:“请新娘子干杯!”竺青的脸一下子绯红,只好按规矩,端起杯,一扬脖真的喝了。而后以次类推,鼓声也由一下变成两下三下,干杯的也两杯到三杯地递增。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排在第二,正自尴尬,不一会儿才知道自己上了个大当。轮到我最后一个站起来的时候,娇娜的鼓像雨点儿一样地敲起来,只见水晶瓶的花骨朵纷纷坠落,化成一大片蝴蝶飞集到我的头上、身上。众女们不由分说,端着酒杯一个挨一个地朝我嘴里灌。笑闹声嚷成一片,以下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  我被冻醒了,醒来在四面楚歌的东风楼上。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。
  我本来是搞文学的,人们说我有才气,文笔好,我本应在我的这一长项上发展,可我知道好文笔换不来钞票。千字三十元的稿费还不如裱一幅画呢。于是我不得不把我的精力和时间多用在务实上,我想给这个家庭,不,给我的小跑腿、我的孩子做点儿实事。爱因斯坦在一次讲座中突然在一个常用公式上卡壳了。秘书说:“这可是连中学生都知道的公式呀,爱因斯坦先生!”“正因为中学生都知道,我就不用记住它了。我的价值在于发现人类还不知道的东西。”爱因斯坦这么说。
  我本是个与世无争的人,一生就想过平平淡淡的日子,从来没想过衣拖青紫、富敌万家的幸福,我甚至想把昌黎崖上的废宅修缮一下在那里安度余生,只要有这个憨憨的竺青为伴。人生却是如此的无奈,命不由人啊!
  我比潘志成大三岁,他还是小学生时,我的绘画特长已经在邻里中很出名了。潘志成那时根本不会画画,鼻涕拉塌的小穷孩,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。老虎山工人新村有没上门窗的空房子,我们经常在里边玩。有一次见着潘志成穿了一双新的纳底鞋,鞋底露出一圈雪白的轮廓,与他的身份很不协调。我们来气了,决定捉弄他一下。窗根底有一摊屎,我们挤眉弄眼地从窗里喊他:“过来,再过来点儿,有好事告诉你。”他不知是计,果然老实巴交地走近窗前。他当然没听到什么好事,而我们一看成功了,一齐欢呼起来。小潘哭着回家了。
  我并不起立,也没有追出去送她。我知道外边有辆私人轿车在等她,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和生活。她刚才的影像仍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,我知道,那就是那天夜晚她说起的他给她买的一千多元的裙子,我第一次见。我目睹了这件裙子的魔力,它可以把一个普通的三十七岁女人变为光彩夺目的T台秀;我也领略了这件裙子的征服力,它完成了对女人的体贴、关爱和占有。这在我来说简直是永远无法办到或根本不想去办的事。
  我并非闲暇随意浏览,我是在倾听:一个老同学在用心血吟唱独属于他自己的灵魂之歌。你写你的童年,少年,厚重、充实、感人你用孩子的眼睛去观察家族亲情冷热、去体味建国前后社会变迁给一个平民家庭带来的冲击和推动,将你与生俱来的“穷儒”宿命镶嵌在社会发展大背景下,情感逻辑与认识逻辑更贴近、更顺畅。情更真,理更深了。
  我不便再让了,一任他把一块骨头修理的精光。“这不是小气。懂吗,小伙子,”他解释道:“肉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粮食,会爱惜才受人尊敬。你们到馆子大吃二喝,菜都摞成了一座宝塔,根本吃不完,就走了。饭馆把它们整个地倒进了泔水桶。暴殄天物,要遭报应的。”
  我不敢直接步入正殿,便绕到殿后,再从殿侧悄悄往前窥测。突然大殿的门开了,像小学校放学似的涌出一大群少女,嬉闹着在殿前的场地上开始玩耍。布口袋、跳绳、荡秋千……与我们人间女孩们的玩耍大同小异。这时有两个文静的女孩漫步着向殿角走来,我正要逃到殿后,她俩却在殿角的台阶上坐下了,背对着我。我从侧面还能看清她们的长相,一个穿红衣留一根长辫子,另一个穿绿裙的正是我在高中毕业前梦见过的那个竺青。
  我不好意思了,尤其是她的最后一句。我可以理解成“你装作爱好我的历史课,可你听了些什么呢?”
  我不记得我婶跟我说过话。几年后我爷爷死的时候,她哭成了泪人儿,嗓子都哑了,她把我叫到屋外说:“你去给我买斤槽子糕去。”她一整天没吃东西,身子都软了。我觉得她怪可怜的,很愿意替她做点什么。后来我跟妈妈说我婶的嗓子都哭哑了,妈妈说:“嗨,那是装的。”我才明白做媳妇真不容易,也明白了妯娌是这么种关系。
  我不见得这么喜爱历史,我愿意听她的课也不见得真想学到多少知识,我甚至一直盯着她的口形而根本没弄清她到底讲了些什么。然而,每在我知道下午第一节就是历史课的时候,我会在上午甚至从前一天就兴奋起来。“我又可以见到她了。”喜悦便充满在我心间。
  我不能多看,我知道那是与我无关的食品,太关注太流连会招来一顿臭骂。向左拐便是下瓦房了。人民公园的南墙成了这条街的天然屏障,屏障与马路之间的空地成了五花八门的地摊。油炸豆腐一分钱一块,超过一分钱的小食品又不在我的关心之内了。有摆摊治脚气、修鸡眼的,一堆蜡黄的肉丁堆在白布上表示地摊主人的技艺与成果。有点痦子的,白布上用毛笔画一个头像,五官端正如佛,脸的各处疏密不均地点着红点,标有穴位名称。有两个小盒或是带盖小碗,装着药水。守摊那个师傅见了我爸,故人重逢般地热情打招呼。“没事儿,带孩子去看场电影,”爸爸说着蹲了下来。守摊师傅赶紧递过一个小板凳,又看看我,“少爷坐哪儿呢?”其实我已经注意到他再无板凳了。爸爸赶紧说:“不用不用,小孩子站着行啦!”
  我不喜欢B市,因为它整年不是风沙漫天就是天寒地冻。这个我的第二故乡,我从南国只身来到这曾经是羌愁笛怨的地方,为它献出了青春,献出了我所能奉献的才智,甚至一生,却在我的中年无情地毁了我的家庭。但是,在我的下意识中,我又对它有着某种眷恋:熟悉的街道、房屋,那些我在寒冬深夜独自徘徊过多少次、长着浸坡荒草的土坡沙丘,甚至包括那个山脚下围着铁网的监狱。还让我眷恋的是这个城市普通百姓中深深的人情味,那些在我最坎坷、凄风苦雨的人生路上,替我鼓起勇气的相识、不相识的朋友们。我常常想念他们,想念那些在街头相遇,用默默注视给我安慰、给我温暖的眼神。这个城市,深埋着我一生的悲欢离合,在这里我尝尽了人生百味。也是在这里劫后余生的我,继续咬牙坚持着事业上的求索。虽然只有耕耘的辛勤,不敢企望有新建树,但总算可聊以自慰。
  我不再城南城北地走了,默默地回到老榆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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